21 世紀以來，華僑華人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成為國際移民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并正在國內、國外融入很多學科的研究范圍及研究活動之中。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王蒼柏博士2020年12月份以英文出版的新作《離散華人的博物館表達：移民歷史與祖籍國的文化遺產》，就是華僑華人研究在廣度和深度方面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新作，是對學科發展的有力推動。
在收到該書英文版前，筆者曾讀過暨南大學蔣婷博士、中山大學張朝枝教授發表在“UNESCO遺產地可持續旅游教席”微信公眾號上對于該書的介紹。A他們的介紹將王蒼柏的新作翻譯為《博物館空間中的離散華人：移民歷史與祖［籍］國的文化遺產》。應當說，他們的翻譯與原文有所不同。原英文書名可直接翻譯為“離散華人的博物館表達”或“離散華人的博物館陳述”。這一翻譯過分強調忠實于原文、嚴格遵循語法的翻譯與中文的表達方式很不相同，而且譯文也令人費解。“祖［籍］國”一詞翻譯中的括號也無必要，雖然現有譯法反映了推介者對華僑華人研究領域多年來有關“祖籍國”與“祖國”討論的了解。因此，本文擬使用更簡潔規范的中譯名，更重要的是著眼于該書的研究內容及主要特點進行介紹。事實上，作為研究中國近年來華僑華人博物館體系建設的第一本學術專著，該書作者所運用的理論分析角度、研究方法及其主要研究發現對華僑華人研究具有獨特的啟迪、借鑒作用，很值得學術界同行的關注。
一
華僑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在國內外已有近50家。在2015年由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及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華僑博物館與華僑華人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國內外專家學者都已經注意到，華僑博物館已經成為華僑華人研究的新對象、新資源、新角度，進而已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現象。在這次研討會上，王蒼柏呼吁實現“移民研究的物質轉向”。具體地說，就是建議將物質文化引入華僑華人研究當中，從華僑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和文化遺產的角度，推動和豐富現有華僑華人研究的發展。他認為應當改變以往華僑華人研究只重視“人”而不重視“物”的傾向。顯然，他當時概括的現有研究的問題，以及“物質轉向”的新分析角度，為他近期以英文出版的這部新作打下了基礎，使這本書成為從物質文化的角度，拓展和深化華僑華人研究研究的力作。
該力作英文版共178頁，含24張圖片。除引言和結論兩個部分外，全書根據作者在引言中總結、歸納出的國內四類華僑博物館的分類，將全書的主題分為四個部分，其下共包括七個討論章節。
第一部分著眼于作者所界定的第一類“象征性博物館”，包括兩個章節：第一章：“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的誕生”，與“離散華人作為民族自我或他者的再現”。第二部分探討的是“品牌博物館”，包括兩個章節：第三章：“僑鄉移民文化遺產確認中‘熱’與‘冷’的認證”及“文物歸還作為場所營建及身份認同構建的場域”。第三部分主題為“記憶博物館”，兩個章節包括：“身份的印記：集郵空間中離散華人表達的主觀性”，及“房屋如何記憶？華僑農場歸僑歷史的物化記憶”。第四部分討論“不太可能的博物館”，該部分只有一章：“中國南方博物館化離散華人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除上述目錄主要內容外，作者在本書引言中還用了兩節——第五節“華僑博物館化：分類”及第七節“章節安排”，對上述博物館分類做了更多的解釋。第一類“象征性博物館”主要分析的是中國僑聯推動建立并領導的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作為黨和國家全面展示華僑華人發展歷史和現狀，宣傳中華文化傳統象征性的、自上而下的機構性安排。第二類“品牌博物館”大多為地方政府支持并興建的博物館，如江門五邑華僑博物館、江蘇泰州單聲珍藏文物館，等等。這類博物館在宣傳中華文化和僑務政策的同時，更為重要的動力是要打造所在城市及地區的僑鄉品牌，以提高各個城市、地區自身在社會、經濟發展競爭過程中的優勢地位。
與上述兩大類“官方博物館”不同，第三類“記憶博物館”多為飽受離散之苦的普通歸僑，為永遠記住他們所歷經的磨難而推動建成的。作者通過對福建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的華僑郵票收藏展，以及一個地處偏僻的華僑農場紀念室的分析，展示了普通歸僑參與的博物館活動。盡管在動機、行動主體和展示對象上有所區別，但前三類博物館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直接支持或認可，而作者分析的第四類“不太可能的博物館”則不同。第四類代表了地方居民及歸僑群體認為有歷史或其他價值，但由于與現行話語體系不甚相符，而被認為不適于博物館化的所謂“困難的遺產”。
在該書前言中，作者還簡要介紹了從2009年開始從事國內華僑博物館研究的經歷。由此，華僑文物和華僑博物館便構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問題。在過去十余年中，作者搜集了大量歷史檔案資料，研究了十幾家華僑博物館，并做了大量跟蹤訪談，為本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
作為從博物館學角度拓寬華僑華人研究的一本專著，該書有著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和貢獻。除了分析有關華僑博物館的詳盡材料外，該書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方面值得學術界同行學習、借鑒。
首先，作者沿用國際學術界通行的研究方法或慣例，在搜集資料、田野訪談的同時尋找到了一個能用來統領研究分析的理論框架，并以此將自己的研究納入國際學術界的學術探討之列。作者的研究文獻分析發現，國際學術界在2014年前從未出版過任何一本關于中國博物館的英文專著。而在2014年，就有三本英文專著出版，其中包括不幸于2016年英年早逝于墨爾本的、原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原教授呂烈丹的最后一部英文著作《中國的博物館：影響力、政治與身份認同》一書。
作者在評價到現有各種分析角度的優缺點后，確定采用一種稱之為“宏觀博物館學”的分析角度，并認為這一研究視角具有四個既相互關聯，又相互補充的特點。第一，宏觀博物館學的視角糾正了以往單從時間角度考慮文化遺產的缺陷，使得從跨國、跨空間的角度看待文化遺產成為可能。第二，博物館的概念可以當作一個動詞使用，而不僅僅是一個名詞。這也就是說，博物館可以在國家，或跨國環境下，成為不同行動主體確認文化遺產，或協商文化遺產確認的一種文化載體。第三，宏觀博物館學的研究視角并不是將博物館視為大墻圍攏著的空間，而是一個開放的具有具體時間和空間特征的社會過程。第四，這一角度還將博物館間看作是一個網絡，而不是一個孤島。因此，這一視角關注的是展示不同類型、規模和地點的離散華人人群的博物館在處理這種既相同、又不同的關系中所呈現的發展模式。
其次，作者在書中在一定程度上演示了國際學術界通行的理論融合、理論創新的方式、方法，也很值得國內學術界同行，特別是年輕學者參考、借鑒。顯然，該研究在確定了上面提到的大的“宏觀博物館學”分析框架后，又在具體分析各類不同華僑博物館案例時，從若干相關學科或研究領域，借用了各種中觀或微觀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解釋，以支撐、充實其“宏觀博物館學”分析框架，加深研究的理論深度。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雖然作者幾年前提出的以往華僑華人研究有只重視“人”不重視“物”的問題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可，但是他所呼吁的實現“移民研究的物質轉向”卻很有意義。結合該書所討論分析的內容，所謂“物質轉向”似乎有著兩層意思。一方面，從狹義上說，華僑華人研究要加強以物化證據及數據為基礎的研究，在物化證據和數據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討論，進而推動學科的發展，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應用性。另一方面，從廣義上考慮，無論是以物化證據為基礎，還是以華僑華人個人、群體或社區為研究對象，華僑華人研究應當進一步向實證研究轉向。作者大量使用由訪談、歷史文獻等研究方法所收集到的數據和資料，事實上也實現了向實證研究的轉向。由實證研究得到的各類事實、數據、資料，相對于那些脫離研究情境，空談特征、特點的所謂分析，不僅是一種物質化的轉變，而且是一些研究者急需實現的方法論上的轉變。
當然，從本文前半部分一些標題翻譯可以看出該書的一個不足之處。由于該書由英文撰寫而成，很多表達更多關注的是遵循英文的習慣，而忽略了翻譯成中文的的難度和不可能性，導致有些英文在直譯后很難理解。好在中文是該書作者的第一語言，期待作者盡早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出版。
（高佳，男，博士，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澳洲華人新移民、澳洲華人社會變遷，以及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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