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爾七，原名沈慶炬，1914年出生于福建晉江。

1930年，沈爾七前往菲律賓謀生。他白天工作，晚上參加菲律賓華僑總工會屬下的青工俱樂部活動，積極接受進步思想，在工運中表現出宣傳、組織的才能。

“九一八”事變后，沈爾七積極投身抗日救國的洪流，和馬尼拉華僑學生一起創辦宣傳抗日救亡的文藝刊物《旗聲》。1934年，沈爾七被推選為菲律賓華僑總工會組織部長，負責建立基層組織、發動工人。1936年初，他又參與在菲律賓華僑中組織成立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簡稱“民武分會”），并被推舉為秘書長。該會是當時旅菲華僑中最大的抗日救亡團體。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沈爾七主持出版該會會刊《民族戰斗》，撰寫多篇戰斗檄文，呼吁團結抗日，一次又一次吹響了抵御外敵的號角。

陪伴沈爾七革命生涯的鋼筆，藏于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1938年初，沈爾七率領由華僑青年組成的“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回國參戰，編入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的新四軍二支隊，這是新四軍中的第一支華僑隊伍。該支隊后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沈爾七任團長。隊伍隨軍一路到達皖南，接收軍政訓練。后沈爾七奉調至新四軍政治部下屬的民運部（處）工作，在皖南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和1940年，為進一步擴大新四軍影響，更廣泛地爭取海外僑胞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沈爾七受組織派遣，兩度返回菲律賓開展宣傳動員活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暴行。在沈爾七的感召帶動下，又一支菲律賓華僑熱血青年組成的抗日隊伍毅然追隨他回國參戰。

戰火紛飛的歲月里，沈爾七無暇顧及家中。1938年5月，他在皖南接到母親的信后，寫了一封回信：“兒為了革命——抗日救國，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親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國，民眾將永無翻身之日，故兒愿犧牲一切，奮斗到底……”筆墨之間飽含血脈親情，又充滿革命斗志，表現了他為民族解放事業奮斗到底的豪情壯志。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沈爾七再度從菲律賓回國，進入廣東省東江游擊區，投身抗日戰場，歷任東江抗日游擊縱隊第二中隊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與成中隊”（為紀念何與成烈士命名）指導員。1942年，沈爾七因負傷并積勞成疾，染上肺結核住院治療。同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趁新四軍主力轉移之機偷襲了他接受治療并兼任政治指導員的鐵崗醫院，殘殺數十名傷病員和醫護人員，制造了“鐵崗事件”。面對數十倍的敵人，沈爾七臨危不懼，為掩護其他傷病員撤退而不幸中彈身亡，時年僅28歲。

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從1930年離家到1942年犧牲的12年間，沈爾七三度歸國抗戰，迫于嚴酷的戰爭環境，他未能踏入家門一次。他寫下的那些抗日救亡的戰斗檄文，激發鼓舞了無數海外華僑同仇敵愾抗日斗志；他那封充滿家國情懷和革命激情的信箋，彰顯了共產黨人犧牲小家為大家、舍身為國的崇高精神；他用短暫的青春與生命踐行了“為光明事業努力”的誓言。

（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供稿，原載于《人民日報海外版》2021年12月10日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