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華人研究”已經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積累了深厚的學術基礎。隨著世情、國情、僑情的深刻變化，華僑華人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華僑華人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提升“華僑華人研究”學科地位、構建“華僑華人學”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華僑華人學”是“華僑華人研究”的學科化，即將華僑華人這一研究話題和領域制度性地納入高等院校的學科體系，這樣不但可以深化其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進行系統的人才培養。這種呼吁始于20世紀末，當時周南京等前輩學者在各自論著中呼吁建立“華僑華人學”。邁進21世紀后，海內外學術界對設立“華僑華人學”的呼聲日益高漲，成為從“華僑華人研究”到“華僑華人學”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契機。2000年，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成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籌建華僑華人學科的研究報告”也獲得重大項目立項。2002年12月，暨南大學舉辦的“海外華人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將“華僑華人學科的建構”確定為三大主題之一，有與會專家認為，華僑華人研究學科建設的試驗性過程已部分達到目的。2003年9月，由李安山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規劃重點課題“華僑華人學科建設研究”籌辦“華僑華人學：學科定位與研究展望”學術研討會，20多位與會專家在華僑華人學科建設的必要性、牽涉層面、重點等方面達成多項共識。會后，梁志明、李安山、高偉濃和袁丁等學者相繼發表專論，更全面深入地論述“華僑華人學”的學科定位、研究對象以及學科建設中的學術批評等核心議題，帶動了一波“華僑華人學”主題文獻發表熱潮。

歷經了21世紀頭二十余年的充分探索，從“華僑華人研究”到“華僑華人學”如今又迎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2022年9月，教育部正式將“交叉學科”設置為學科目錄中的第14個門類，并在此新門類下設“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不少專家學者針對區域國別學自身建設及其下設二級學科展開積極討論。其中，吳小安結合華僑大學布局“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提出，“華僑華人研究”與“區域國別學”可以實現融合，前者可為后者提供“一個具有學科特色的專門視角”。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進一步明確了區域國別學的內涵和范圍，為相關單位結合自身優勢和特色設置二級學科（方向）提供了“區域國別學理論方法”等六個框架性參照，充分體現出跨學科性、包容性的學科共識。

據此，本文認為，“華僑華人研究”符合教育部對“區域國別學”的框架性定位，呼吁設置“華僑華人學”為其二級學科（方向）。本文首先從研究對象重要性、知識發展規律性和人才隊伍三個方面，回答為什么要在“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建設下推動“華僑華人研究”走向“華僑華人學”。其次，基于對“研究”與“學”的比較，剖析當前國內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知識形態和組織制度邏輯，闡述“區域國別學”下設置“華僑華人學”的具體內涵，回答“是什么”的問題。本文最后回答“憑什么”的問題，提出“華僑華人研究”已經具備了豐厚的知識積累、理論探索和人才培養實踐，應該進入設置“華僑華人學”的階段了。

一、“華僑華人學”：為什么？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兩個基本現實和判斷決定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入了新的階段。一方面，世界更加了解、更加需要中國，另一方面，中國也更加需要和了解世界。在這一過程中，“華僑華人”這個群體的獨特性與重要性日益凸顯。

（一）華僑華人連接中國與大變局的世界

所謂“大變局”，既指世界文明進程中前所未有之變化，也指國家發展中面臨的從未遭遇過的非常局面。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李鴻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描述當時的世界形勢。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斷。徐勇和張慧慧以“關系中的國家”為分析視角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被動地納入西方主導的單向全球化，而“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則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重新塑造全球化、主動參與世界競爭所形成的局面。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邏輯看，兩次“變局”分別對應了由“中國的世界”到“中國與世界”再到“中國在世界”的轉變節點。從世界歷史的進程看，前一個“大變局”使西方的歷史分期成為了世界史的分期，由西方實踐和定義的個別發展經驗超越了時間，成為整體人類社會普遍追求的、具有一整套意識形態標準的榜樣。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就此被打上“前現代”乃至“野蠻”“落后”的標簽，在屈辱和苦難中探尋通往“現代”的發展之道。隨著當前“大變局”呈現非西方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國在與西方比較的背景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既是對過往百余年中國的現代化歷程進行歷史總結和提煉，也是為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提供一個新的指導和思路。“中國式現代化”凝練了中國應對兩個“大變局”的經驗、智慧和作為，本身就是全球化或稱世界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因而也可稱為“惠及世界”的現代化。

無論是從關系的邏輯還是從世界歷史的進程看，華僑華人都是一個非常獨特且貢獻突出的群體。一方面，規模龐大的華僑華人群體是連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內容和方式。在中國打開國門、不斷融入世界的過程中，華僑華人一直走在與外部世界接觸和交流的最前列。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人走出國門的數量和規模不斷刷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已經變為“有陽光和空氣的地方就有華人”。由于華僑華人對中國與所在國都比較了解，很多時候都充當了兩國外交的有效協調人，在一些棘手的外交問題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在“外交為民”的觀念指引下，華僑華人本身就是外交的內容和對象之一，可從中外的經貿文化關系發展中獲益。另一方面，被迫卷入西方殖民地經濟現代化的契約華工對當地經濟也起到了客觀上的支撐和延續作用。華僑華人不僅為所在地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貢獻力量，也通過匯款、捐贈、歸國投資設廠、協助中國商品和企業走向海外等方式帶動家鄉和祖（籍）國的發展，從而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起來，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正因在溝通中國與世界、促進中國與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充當了交流連接的橋梁，華僑華人群體日益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踐行者和貢獻者。就此而言，從學術研究的投入方面，很有必要系統地加強對華僑華人這個群體的研究，并培養有志于此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地加入華僑華人研究事業中來。

（二）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視察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是總書記繼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三大體系”建設后，針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仍存在知識分散化、碎片化的突出問題以及尚未建構起系統化、自主化的知識體系，再一次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和根本遵循。劉曙光認為，提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體現了歷史自覺，有助于解決傳統研究范式難以回答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推動學術創新和進步。王義桅從知識的世界觀、方法論、體系和范式等緯度的變化提出，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根基在于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黃海則認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一個有著自身邏輯、生成機理和內在規定的知識生產過程”，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和開放性是其內在規定，符合“求真”的知識生產和建構邏輯，可“持續探索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不斷豐富人類文明成果、不斷推進人類文明發展”。田心銘認為，“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重大論斷，抓住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及其中各學科建設問題的根本；因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都是知識的結晶”。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有多種路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扎扎實實研究那些具有中國特性同時兼具世界意義的本土問題。“華僑華人是中國國際化與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社會群體，他們既是近代以來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演變的獨特現象，又具有全球化進程中越來越顯著的跨國移民群體的普遍特征。無論是從龐大的人群數量和廣泛的地理存在來看，還是從淵遠流長的中央政府的僑務治理和僑務政策來說，華僑華人都是一個極富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具有世界意義的話題。”李國梁提出，由于中國是華僑華人的祖籍國，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特點充分體現在“華僑華人學”建設本身，強調中國特色是“華僑華人學”建設方向的一個原則問題。他還從研究立場、目的、內容和學術地位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特色“華僑華人學”的具體設想，包括“逐步形成華僑華人研究的‘中國學派’，有一套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又兼容西方學術精華的華僑華人學理論、觀點與方法”。吳杰偉也認為，“華僑華人學研究必須關注中國的現實，離開了中國的現實就沒有了根基”。吳小安則通過中國與海外“華僑華人研究”的比較指出，東南亞和美國的“華僑華人研究”都在大的政治因素影響下，被以非常專業化的方式納入東南亞研究和亞裔美國人研究的范疇，實現了在地化；反觀當下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卻面臨丟失主動權和話語權的挑戰，有待推出有“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重點研究工程計劃”以共同推進“華僑華人研究”事業。他還指出，遍布世界的華僑華人，可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創新要求的新形勢下與區域國別研究融合發展，既有效發出中國學者聲音、貢獻中國元素，又專業對接國際學界，使“區域國別學”在彰顯中國特色的同時成為一門融入世界的學問。由此可見，“華僑華人學”應當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個最正當與恰當的領域。

（三）華僑華人研究事業需要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

后繼有人是任何一項事業的根本大計。“華僑華人研究”學科建設獨特且突出的貢獻以及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知識生產，均需要一代又一代專家學者接續奮斗。依據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安排，唯有進入教育部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才能制度性地在大學進行研究生招生與培養。這就需要設置“華僑華人學”。

實際上，這種探索早已開始。在理論人才隊伍建設方面，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和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等機構最早建立起以歸僑學者為主體、熟悉海外僑情且通曉多種語言的研究隊伍。但在“文革”期間，因“海外關系黑六條”，與“華僑華人研究”相關的理論人才隊伍均遭受嚴重沖擊。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廈門大學、華僑大學、暨南大學以及北京、集美、廣州、汕頭等地7所華僑學生補習學校也先后被撤銷、停辦。改革開放后，與“華僑華人研究”相關的理論與實務人才隊伍建設才逐漸恢復發展。在有關部門領導與學術前輩的重視與支持下，“華僑華人研究”真正進入出成果、出人才的階段。不過，成績喜人的同時也潛藏隱憂。朱杰勤、韓振華、田汝康、周南京老一輩學者已離世，莊國土、李明歡、李安山等“文革”后成長起來的學術中堅也逐步退出教研一線。誠如學者所言，與“華僑華人研究”相關的碩士博士研究生隊伍培養雖聲勢浩大、有目共睹，卻也面臨承前啟后、更上一層樓的使命和挑戰，學界再一次經歷嚴重斷層的代際更替。

在僑務工作隊伍建設方面，國務院僑辦的前身中僑委于1955年成立北京文化進修學校（即中僑委僑務干部學校），培養和訓練國內外僑務干部。“文革”期間，僑務界也受到沖擊。盡管處境艱難，僑務工作者仍于1966年至1967年上半年堅持完成了接待和安置印尼歸國難僑的工作。隨著中僑委于1969年被撤銷，其下屬各級部門、華僑投資公司、僑務干校也先后被撤銷或并入外交部管理，僑務干部得不到應有的理解與保護，被打倒和下放勞動的皆有之，隊伍建設陷入混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恢復重建并不斷完善“五僑”（即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國務院僑辦、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中國致公黨和中國僑聯）系統。2018年，為落實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要求，國務院僑辦整體并入中央統戰部，對外保留國務院僑辦牌子，地方各級僑辦也參照中央機構改革模式并入同級黨委統戰部，統籌開展僑務工作。2023年4月24日，國務院僑辦主任陳旭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新時代僑務工作情況時指出當前工作存在的問題，“基層僑務工作力量不足”赫然在列。實際上，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如今，中央到地方各級僑辦均并入同級黨委統戰部，基層僑務工作力量不足的問題可能會長期存在。

基于此，筆者以為，唯有設立“華僑華人學”方可為理論研究和僑務工作人才供給的源頭找到出路，從而適應世情、國情和僑情之變提出的新需求。

二、“華僑華人學”：是什么？

雖然“華僑華人研究”已積累了諸多研究成果，也有相當規模的研究人員，但從培養人才的角度而言，仍有必要設置“華僑華人學”。因為學科是當今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最基本單元。實際上，世界范圍內的人才培養和中國的學科制度，近年來都經歷著重大的變化。

（一）“研究”的散碎化與“學”的系統性

從詞源、詞義等角度看，“研究”與“學”的聯系非常緊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均被廣泛地用于描述主體能動地把握客體、積累知識的活動，經常存在混用乃至疊加使用的情況。但當論及“某某研究”和“某某學”時，往往在直覺上給人一種非常鮮明的層次高低與程度深淺之別。這是因為在近現代學術科研話語體系的演化進程中，國際學術界逐漸習慣以“某某研究”指代以特定問題為取向、較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知識領域，而往往將“某某學”用于界定一類更具系統性和理論性的知識分支。這種約定俗成的觀點在行政部門對學術科研活動的分類管理中完成社會建制，成為一項具有普遍性共識的制度。以中國經驗為例，傳統學術已有“四部之學”的劃分，在晚清“西學東漸”及近代教育改革中又吸收了“分科立學和治學”原則轉向“七科之學”。這既體現了馮桂芬、王韜、康有為、梁啟超等近代學人把握西方學術專門化趨勢的觀念自覺，也有《京師大學堂章程》、“癸卯學制”、民國政府《大學令》和《大學規程》等發揮的制度性影響。新中國建立之初，學術科研與高等教育體系建設以蘇聯模式為藍本，在堅持文、理、工、農、醫等分類基礎上加入計劃經濟下各類行業服務的邏輯。改革開放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奠定了現行知識系統的三級劃分制度架構。在研究生教育中，劃分層級自上而下依次為“學科門類、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而本科生的則稱為“學科門類、專業類和專業”。

回到以“華僑華人”為對象的探索，目前已經積累了諸多但卻呈現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和知識，因而僅以“研究”之名著稱。正如李國梁提出的，華僑華人問題長期劃歸不同學科分支或分支領域，沒有被作為特定社會現象來進行整體研究，具體表現包括中外關系史關注華僑史，社會學關注華人社會和僑鄉變遷，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關注海外華人經濟，以及民族學關注海外華族的發展變化等等。李安山則更明確提出，作為一項以特殊群體為目標的研究，“華僑華人研究”的意義建立在其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均必須與“華僑華人”的實在內容相關，既難以進行抽象進入科學殿堂，又不滿足“任何科學——只能探討若干門類的事件，但不能探討特殊事件”的標準。但另一方面，李國梁、梁英明和梁志明等學者均認可“華僑華人研究”已具備成為一門獨立或相對獨立學科的學術要件。其中，梁志明認為“華僑華人研究”涉及的問題屬各門現有學科之間鄰近區域或邊緣地帶，符合“邊緣學科”的定義，“華僑華人學”可被視為一門“綜合性的、多學科交叉的‘邊緣學科’”。值得一提的是，以“華僑華人”為對象的專題性、規范性知識要在知識形態上由分散化、碎片化轉向系統性、理論性，除了要靠學術共同體的自覺探索和推動外，更需要在組織制度層面進入現有的學科體系。

（二）學科是高校人才培養最基本的單元

在組織制度層面，學科是“由學者們依賴于一定物質基礎圍繞知識進行的創造、傳遞、融合與應用的活動所組成的組織系統”，在實現高校首要功能“人才培養”中發揮著基礎性、引領性作用。我國高校在改革開放前為服務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個行業部門的職業人才需求，在人才培養中強調專業（本科）和學科（研究生）。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學科的確定，高校人才培養，特別是研究生教育階段的高層次人才培養不斷加深對學科發展和建設的倚重。黨的二十大報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單獨成章進行布局，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等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學科與人才培養之間的關系。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門為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印發《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開宗明義指出：“學科專業是高等教育體系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養的基礎平臺”。有人對該改革方案的解讀是“學科專業是人才培養的基本單元”“優化學科專業和人才培養結構布局，是提升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養質量的關鍵”。《人民日報》刊發題為《以學科優化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評論文章，更凸顯當前我國高校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布局尤其重視學科優化的引領作用。概言之，高校只有在學科點的支撐下，才具備設置和調整相關二級學院、學系等教學實體單位的合法性。

由此觀之，從“華僑華人研究”到“華僑華人學”就是要在組織制度層面爭得高校人才培養最基本單元的“名分”。梁英明提出，盡管新課程、新專業、新科系、新學院在各高校中層出不窮，但有關“華僑華人”的寥寥無幾，不利于該學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承和發展中發育成熟。他不無惋惜地稱，“由于華僑華人學沒有列入高校課程建設的計劃，也不是一門專業，有關教師在教學經費分配、研究項目申請、招生名額，以至教師職稱評定等方面，都會遇到許多實際困難和阻力，從而挫傷了廣大師生的積極性”。丘立本更一語中的地稱，討論“關于華僑華人學科建設問題”的實質，是“這項研究工作在中國現行科研和教學管理體系中應有什么樣的地位，是仍像現在那樣分散在各有關學科中進行，還是把相關學科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建立起獨立編制，有一定固定經費和培養專門人才基地的新興交叉學科，并給予大力扶持的問題”。對此，程希曾結合21世紀初北京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等原華僑華人研究力量較強的高校以國際關系為號召整合力量的發展趨勢認為，將華僑華人歸入國際政治學下的三級學科可作為解決方案。但現實發展并不如預期，“由于沒有學科作為支撐，中國南方幾所大學原本做得很有特色優勢的華僑華人科研院所被迫轉型，從事不是自己特長的國際關系研究”；“導致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長期面臨著學科建設、研究人員、研究機構、學術發展等諸多方面的掣肘”。

（三）設立“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提供的機會

“區域國別學”成為一級學科，為“華僑華人學”創造了機會。一方面，盡管知識分類和認識分工符合人類理性能力的表現方式，使傳統學科在人類知識譜系中獲得歷史合法性；但隨著知識的巨量增加和疊層累積，學科間“藩籬”高樹、“堡壘”森嚴，不利于認識活動的更新迭代。因而，國際學術共同體自覺探索學科交叉、跨界和融通，積極回歸學科分工的初心，推動對客觀世界和具體問題更系統、全面的認識。錢乘旦曾形象地提出傳統學科未能做到地理空間和認知范圍的全覆蓋，而“區域國別學”的重要性正在于解決兩個“未覆蓋”、破除認知隔閡以服務現實需要。以華僑華人為對象的專題性知識在發展過程中呈現的多學科性，正與“區域國別學”的學科要求完全契合。實際上，國際上早有將“華僑華人研究”歸類至諸如亞洲研究、東亞研究、東南亞研究乃至中國研究等跨學科“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成熟經驗。此外，李安山也以戰后美國“地區研究”（area studies），作為傳統學科體系分解與整合對華僑華人學科建設啟示的具體事例。他認為，“地區研究”集中各學科特點與優勢研究給定對象與“華僑華人學”借用而定位多學科研究方法的方式頗為相似，并建議爭取將“華僑華人學”納入“跨學科研究”這門學科內的“一級學科以外的學科分支”。

另一方面，“區域國別學”是增進不同國家、區域乃至文明之間相互認識和了解的學問，其組織制度建制在冷戰期間得到美、蘇兩大強國的持續推動而日趨成熟。隨著近年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命運相連日趨緊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管理辦法》在新增的交叉學科門類下將區域國別學設立為一級學科，在為人類社會貢獻更多區域國別學知識中肩負大國責任。自此，我國區域國別研究交叉學科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很多大學迅速成立“區域國別研究院”和“區域國別學院”，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不少具有自主增設學位點權限的大學都相繼設立了“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和碩士點。而2025年教育部開展的新一輪學位授權點申報審核工作，則大規模地讓目錄中的“區域國別學”走向落地。同時，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秘書處、高校區域國別學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聯盟、多所高校組織更召開各類學術會議、論壇，深入探討“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在此背景下，暨南大學、廈門大學與華僑大學均積推動“區域國別學”建設與“華僑華人研究”的結合。因為“華僑華人研究”作為一項問題導向并涵蓋不同區域和國家的專題性研究，在制度層面也最符合“區域國別學”多學科跨學科和解決現實問題的建設要求。1927年9月，暨南大學成立南洋文化事業部，這既是當時國內唯一一個研究華僑文化教育事業的機構，也是現代意義上中國東南亞區域國別研究事業的開創者。1956年，中僑委在廈門大學設立的南洋研究所，則被認為可能是新中國建立后最早的區域國別研究機構。毫不夸張地說，認識和了解“華僑華人”居住地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情況，也是我國在歷史上創設區域國別研究機構的動力之一。可見，依托“區域國別學”為“華僑華人學”爭得“名分”，從組織源頭上看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三、“華僑華人學”：憑什么？

如前所示，“華僑華人學”并非從零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具備了“華僑華人學”所需的充分的知識儲備、理論探索與人才培養實踐的雄厚基礎。

（一）“華僑華人研究”的知識積累

“華僑華人研究”豐厚的知識積累是設立“華僑華人學”的重要支撐。早在北宋時期，發達的海外貿易促使大量商人出海入蕃。北宋末年學人朱彧所著《萍洲可談》將在蕃地居住超過一年的行為稱之為“住蕃”，“住蕃”者除商人外還有不少士人和胥吏，文獻記載的“住蕃”之地主要包括日本、高麗、占城和真臘等。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均有文獻對華僑華人相關問題加以記述，但無系統的學理性研究，直到19世紀中期，才有西方殖民政府官員在南洋調研發表“華僑華人”相關學理性研究著作。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荷印政府漢文翻譯官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根據巴東（Padang）華僑家中找到的天地會書籍所創作的《天地會研究》，以及另一位荷印政府翻譯官高延（J.J.M.de Groot）根據公務旅行期間與蘭芳公司的接觸所創作的《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等。晚清時期，中國國內更趨學理性的“華僑華人研究”也隨著駐外使領館加大對“華僑華人”資料的記錄和整理而興盛起來。進入20世紀，關于南非華工和一戰后歐洲華工等熱點問題進一步掀起了“華僑華人研究”知識積累高峰。梁啟超的《美國華工禁約記》《中國殖民之八大偉人傳》、羲皇正胤的《南洋華僑史略》、溫雄飛的《南洋華僑通史》、丘漢平的《華僑問題》、李長傅的《華僑》《中國殖民史》、劉繼宣和講師束世澂合著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等論著相繼面世，為這一時期的“華僑華人研究”知識積累高峰做了注腳。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和其他國際問題研究一樣屬于敏感領域，相關知識積累一度只能以非公開方式進行。如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曾在“文革”前編寫了《印度尼西亞華僑史》和《海南興隆華僑農場史》兩書的初稿，并聯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對歸國“豬仔”華工進行調查。暨南大學和廈門大學也編寫了《東南亞研究資料》、《南洋問題資料》和《南洋資料譯叢》等內部刊物，不僅為推進“華僑華人研究”的知識積累做了大量資料整理工作，而且為相關機構提供了決策咨詢。

“華僑華人研究”并非只是中國學術的自留地，海外的“華僑華人研究”知識積累同樣引人注目。在新馬等地的許云樵、王賡武、顏清湟、崔貴強等一批學貫中西的華人學者先后推出頗具國際影響力的論著，開創了新的高峰期。改革開放后，“華僑華人研究”國際交流合作快速發展，中外的知識積累鴻溝逐漸被弭平。廈門大學與荷蘭萊頓大學合作的“18—19世紀巴達維亞華人公館（僑領府）檔案”編校項目，北京大學的12卷本《華僑華人百科全書》與《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叢書》以及暨南大學的《海外僑情觀察》《東南亞華僑史叢書》《海外華僑華人研究譯叢》和《世界華僑華人研究文庫》等等，都是新時期“華僑華人研究”知識積累再創輝煌的鮮活注腳。當前，中外數據庫中的“華僑華人研究”文獻更是日新月異，知識積累更加豐厚。僅以中國知網收錄文獻為例，近五年“華僑華人”主題的期刊論文年均發表量達222篇之多，授予碩博士學位的論文年均有61篇。1992年，新加坡學者王賡武與美國學者王靈智等牽頭成立了“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簡稱ISSCO）。2019年，中國學者李明歡教授成為該會會長，顯示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已經和世界華僑華人研究學術共同體有了良好的互動。

上述這些涉及不同時段、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華僑華人”知識，為“華僑華人學”學科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儲備。

（二）“華僑華人研究”的理論探索

在知識積累不斷豐富的基礎上，“華僑華人研究”的理論探索主題與方法持續演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范式和旨趣，為“華僑華人學”的設立提供了另一重要支撐。劉宏曾在中國向外移民歷程的宏觀架構及全方位比較和觀察的視角下，概括了“華僑華人研究”理論探索中的一系列范式轉變，包括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同化論”對“華人文化不變論”的駁斥、20世紀80年代對“同化論”單邊性和單向性觀點的批判、20世紀90年代文化研究興起后對知識與權力關系的重視，以及認同、文化多元主義、世界主義、跨國主義、網絡和種族等國際移民理論與相關課題的影響等等。他認為，過去一個多世紀，“華僑華人研究”的理論探索已實現由民族國家視野向全球角度的跨越，“多元認同”“多元文化”和“跨國性”等后移民論述也先后取代了“華人文化不變論”“融合論”和“同化論”。在范式轉變為學術領域與課題的開拓創新注入磅礴動力之余，李明歡等學者學者也深化了“華僑華人研究”理論探索的基礎性積累，通過對“華僑華人”與“國際移民”相關概念的辯析匡正學術研究的邏輯起點。近年，“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式現代化等重大命題的提出，賦予了“華僑華人研究”理論探索全新的學術使命。學界積極圍繞“華僑華人”與上述命題的關系，對相關理論范式作出總結、反思和推進，并在華僑華人研究中催生出了很多理論爭鳴。筆者在過往研究中，將當前“華僑華人研究”的理論探索旨趣歸納為“三性”（即“中華根性”“在地性”和“世界性”）。筆者認為，這“三性”恰是構建中國特色“區域國別學”、設立“華僑華人學”二級學科的關鍵支撐。

首先，“中華根性”可謂中國特色“區域國別學”的題中之義，時刻提醒我們推進區域國別研究要有中國的站位和視角。“中華根性”是華僑華人血脈中固有的文明屬性，這在第一代移民和新移民身上表現為與生俱來的中國血統與中華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在華裔新生代中則表現為后天培養而來的對中華文化與中國的親近感、認同感與歸屬感。當然，這種文明屬性的浮現和識別還有賴于他者的比較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華僑華人所在地民眾總會因為外貌和文化等特征，傾向于將中國界定為華僑華人的根。

其次，“在地性”關聯“區域國別學”建設熱潮的大背景、大框架，既指向華僑華人學習和適應移民所在地的勇氣和能力，也將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當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帶一路”倡議、中外文明互鑒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涵統括其中。大多數華僑華人在所在地安居樂業并爭取入籍成為“模范公民”，他們對所在地社會有著系統和深入的了解。實際上，這為我們了解和學習華僑華人所在區域國別提供了最寶貴的資源。

最后，“世界性”可豐富中國“區域國別學”的特色。“世界性”具有兩層含義：一是華僑華人在上述兩點比較優勢基礎上能協助所在國認識和了解中國，同時也將當地良好的社會治理經驗和理念帶到中國，成為連接中國與華僑華人居住國的橋梁；二是隨著現代交通通訊的發展，華僑華人正從祖籍國到所在國兩點間的“單向”或“雙向”流動變為在多國多點和全球范圍的“交互流動”與“循環流動”，這表明他們已不再局限于移民高成本時代“落葉歸根”或者“落地生根”兩者之間的排他性選擇，而成為相互學習、相互包容與相互適應多種文化的“世界公民”了。實際上，也正是因為華僑華人的這種三性特征，華僑華人研究也一定能為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學”提供獨特的視角并做出獨特的貢獻。

（三）“華僑華人研究”的人才自主培養實踐

晚清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華僑華人研究”人才自主培養實踐是“區域國別學”下設“華僑華人學”二級學科的第三大支撐。談到“華僑華人研究”的人才自主培養實踐，繞不開暨南大學這所素以“華僑華人研究”學術傳統和特色聞名的百年僑校。暨南大學的前身——暨南學堂之創辦與晚清南洋華僑教育的興起密不可分。早在1927年，暨南大學就將《南洋概論》規定為全校公共必修課，并設立與“大學部”“中學部”三足鼎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引入以李長傅、王旦華、季達、錢鶴和姚楠為代表的一批知名學人“調查南洋各屬華僑生活”。該部于1934年更名為“海外文化事業部”，下分編輯股、研究股和調查股，研究員中的本校畢業生有7人之多，人才自主培養成效初顯。抗日戰爭期間，暨南大學先在上海租界“孤島”堅持辦學，后南遷至福建建陽，“海外文化事業部”改組為“南洋研究館”，南洋華僑校友陳育崧被特邀為研究館員和《南洋研究》特約編輯，以加強對外學術交流和聯系。戰亂對暨南大學的“華僑華人研究”人才自主培養造成極大沖擊，南洋研究館在回遷至上海時僅余4名研究和工作人員。新中國成立之初，暨南大學因高校院系調整暫時停辦但校名保留。1951年7月，以王延青為首的部分留校人員攜文件檔案及南洋研究資料調入北京，南洋研究館的學術活動則更早地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實質性中斷。

在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人才自主培養實踐暫時陷入停滯時，我國另一所以“僑”聞名的廈門大學卻另開新局面。1950年，廈門大學在其接收的“福建省立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廈門私立海疆學術資料館”基礎上成立“南洋研究館”，陸續開展“南洋華僑社會經濟研究”“閩南僑鄉社會經濟研究”和“華僑匯款研究”等課題研究。1955—1956年，中央確定廈門大學以“面向東南亞華僑、面向海洋”為發展方向，部署成立“南洋研究所”以提高華僑的知識和工作能力，并提出結合科研工作先設印尼語專業培養翻譯和研究人才。1957年，隨著歸僑學生數量攀升，暨南大學的重建工作在廣東啟動。1958年，暨南大學在廣州重建，迅即在歷史系增設東南亞歷史專業，并與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合作成立“東南亞研究所”，繼承和發揚研究東南亞問題和華僑問題的傳統。但“文革”期間再度陷入困頓。

改革開放后，暨南大學和廈門大學等院校的“華僑華人研究”人才自主培養實踐重煥生機。其中，暨南大學于1981年率先成立“華僑研究所”并為歷史系高年級學生開設華僑史選修課。1984年，暨南大學在國內招收首批華僑史博士研究生。同一時期，廈門大學自主培養的莊國土、李明歡等后來也成長為“華僑華人研究”的中堅力量。進入21世紀，隨著華僑華人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重要性的凸顯，更多高等院校也紛紛開展華僑華人研究。溫州大學在2021年依托原有數個一級碩士學位點申報“華僑華人學”交叉碩士學位點并獲批準，成為國內首家設立“華僑華人學”的單位，2023年開始招生。華僑大學則在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重點打造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等學科方向”，并掛牌成立國內首個強調結合“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的實體機構。據悉，華僑大學已經通過學科調整，設立了“區域國別學”的一級學科博士點。

迄今為止，中國知網收錄的“華僑華人”主題碩博士學位論文已達1103篇，授予學位數前三的單位依次為暨南大學（232）、華僑大學（128）和廈門大學（93）。可見，“華僑華人研究”的人才培養實踐已經有了雄厚基礎。

作為一個中國獨有并具世界普遍意義的群體，華僑華人是最具產生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潛質的研究對象，并且能夠為從事研究外部世界（區域國別）提供必要的“中國情懷”與“中國站位”。伴隨著世界走入大變局以及中國國際影響日益擴大，“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應運而生。“華僑華人研究”既有充分知識儲備又有理論探索與爭鳴，還有部分高校在不同學科進行了人才培養試點和探索，完全有理由成為“區域國別學”下的二級學科（方向）——“華僑華人學”。惟其如此，才能培養出更多從事華僑華人研究和華僑華人事業的后續人才，從而有助于建構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更有助于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

摘自：張振江、陳禮豪、余丹丹：《構建中國的“華僑華人學”——為什么、是什么、憑什么》，《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