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經濟是國際移民社會的一個常見現象，也是國際移民研究界長期關注的問題之一。聚居區族裔經濟是族裔經濟的一種特殊類型，是一個含義相對狹窄的概念，需同時具備族裔文化和族裔聚居區兩個要素。因此，并非每個族群的族裔經濟都是聚居區族裔經濟。波特斯等最先提出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并強調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有三個前提條件：第一，數量可觀的商人群體；第二，充足的經濟資本；第三，穩定的勞動力來源。一般來說，聚居區族裔經濟具有以下特征：族群自雇率較高；商業和產業多樣化水平較高；服務對象主要是跨階級的同族成員，但也向其他族裔成員開放；高度聚集性與空間可識別性；一定的組織完備性。

以往關于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實證研究，大多集中在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傳統國際移民目的地，如邁阿密的古巴社區、紐約的唐人街、洛杉磯的韓國城等。近年來，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國際移民目的地，關于這些國家的聚居區族裔經濟研究也在日漸增加。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的“韓國城”、約翰內斯堡的“唐人街”、迪拜的“龍城”。相比之下，國內外學界關于拉丁美洲的聚居區族裔經濟研究還不多見。拉美地區在中國不斷強化的跨國貿易網絡中占據戰略要地，中國新移民已在不少拉美國家發展出較為成熟的聚居區族裔經濟，智利即是其中之一。本文以2022年2月至8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進行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對智利唐人街的中國新移民經濟進行分析探討，試圖為聚居區族裔經濟研究提供新的實證案例，并增添一個南南視角。與此同時，本文也是對拉美華僑華人研究的代表性案例補充，希望有助于加深學界對拉美中國新移民的認識。

一、智利中國新移民基本情況

根據現有文獻資料，中國人移民智利的歷史可追溯至19世紀中葉，但中國移民成規模地出現在該國則是硝石戰爭（1879-1883）以后的事情。戰爭結束后，一些原來生活在秘魯的契約華工來到智利北部礦區發展。硝石繁榮時期，智利中國移民數量曾達近兩千人。總體而言，直至改革開放前，智利華僑華人數量一直不多。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大批中國新移民抵達智利。目前，智利約有3萬名華僑華人。根據智利國家統計局數據，智利的中國移民超六成集中在首都圣地亞哥，約一成旅居北部大區塔拉帕科，其余則分散在智利各大中小城市。有鑒于此，本文將田野調查點選在圣地亞哥，重點關注智利“唐人街”。

本次調查問卷為電子問卷，通過智利華僑華人微信群、微信朋友圈、智利華人公眾號發放，共收回有效答卷355份，受訪者均來自改革開放后抵達智利的新移民，在整個僑社的抽樣率約為1%，在一定程度上接觸到了各個階層的華僑華人群體。訪談則以受訪者愿意接受訪談為原則，以智利的中國新移民商人為主要調查對象，共展開了39次半結構化訪談，單次訪談時長30至90分鐘不等。根據田野調查所收獲的問卷和訪談數據，智利中國新移民基本情況如下。

（一）發展階段

中國新移民進入智利，根據其特點可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這批新移民主要是廣東人，往往身無分文，借助家鄉移民網絡來到智利。他們起初在親友經營的中餐館打工，有了一定的積蓄和從業經驗后，獨立出來開店，并把家人接來智利共同經營。第二階段為2005年中智兩國簽訂《中智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自貿協定》）后，一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來到智利投資，由此帶來了一批外派員工，其中一部分人在合同結束后選擇留在智利發展。這類新移民來源地多樣，且文化水平較高。第三階段為2009年歐債危機發生后，大量原先旅居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的華商選擇再移民智利，以尋求新的商機。這些旅歐華商成為智利華人貿易業的先頭兵，他們充分利用家鄉的制造業優勢，打開了中國制造以民間貿易形式進入智利的大門，如浙商通過批發零售義烏小商品起步，蘇商則以售賣南通制造的紡織品為主。第四階段為近十年的移民潮，其中既包括第三階段新移民在國內的親友，也包括近些年由于經濟危機從其他拉美國家轉道而來的新移民，如從委內瑞拉來的恩平籍新移民，從阿根廷來的福清籍新移民。對于同樣擁有經濟資本的他們而言，利潤更高的貿易業往往是其移民智利后的優先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與學界通常將新移民定義為改革開放后出去的移民的做法不同，智利僑界習慣將2000年以前抵達的移民稱為“老僑”，2000年以后抵達的則稱為“新僑”。“老僑”大多來自廣東農村地區，改革開放后寬松的出國政策給予他們出國打工脫貧的可能性，之所以選擇智利，是因為他們已有親友在該國生活，這一親友網絡所帶來的社會資本是他們為數不多可以利用的資源。“新僑”則主要來自浙江、福建和江蘇等其他省份，他們通常已有一定經濟基礎，移民智利的目的是創業致富，主要的創業方向是貿易業，而貿易業的致富可能性則與《自貿協定》的簽訂以及中智產業結構的互補密不可分。

本文所研究的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主要與“新僑”有關。2009年后，大量旅歐華商（主要是浙商）的到來使得形成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三個前提條件得到滿足。首先，從商經驗方面，由于旅歐華商原先大多從事以華人商城為代表的貿易行業，他們到了智利后往往選擇以開百貨店的形式繼續從事這一行業，批發或零售中國制造商品。其次，經濟資本方面，旅歐華商在智利并非白手起家，他們攜帶了大量的經濟資本，可以直接進行投資。最后，勞動力市場方面，旅歐華商在智利取得的經濟成功通過社會網絡傳回到家鄉，激發了家鄉人到智利創業、復制其成功道路的動機，而后者的到來為族裔勞動力市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二）人口結構

根據智利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9年底，該國中國移民總數為15，696人。然而，官方數據并不包括已入籍的華人與非正規移民。智利僑界一般認為，智利華僑華人人數約為3萬，其中來自廣東省鶴山市的占比近半。

在問卷調查收集到的355份樣本中，年齡在18歲以下的有8人；18～30歲的有90人；31～40歲的有146人；41～50歲的有78人；50歲以上的有33人（見圖1）。其中，18～50歲的共占總人數的88.5%。也就是說，智利中國新移民絕大多數屬于青壯年勞動人口，處于人生階段中拓展事業的黃金時期，這也與其經濟移民身份相符。調查中，73.5%的新移民因就業或創業而選擇移民智利。不同于發達國家的新移民情況，極少人因留學深造、社會福利、生活環境等原因而移民智利。

性別結構方面，男性移民占總人數的55.5%，女性占44.5%，男性略多于女性（見圖1）。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與其移民方式有關，即智利的中國新移民以家庭移民為主，且由男性主導。一般來說，家庭中男性成員率先抵達智利，站穩腳跟后再接妻子兒女來智，單身男性移民則往往通過返鄉探親或在當地尋找同族配偶。

觀察發現，單身移民大多是處在就業階段的青年人，即仍處于打工狀態，而已經擁有自己生意的華商則通常是家庭移民，其中經營規模較大的華商甚至已帶動大家族其他成員移民，有不少旁系親屬及友人同在智利，形成家族移民。在調查對象中，旁系親屬人數超過20名的達11.5%，這表明在智利僑界已有不少大家族的存在。

（三）來源地分布

歷史上，廣東一直是智利華僑華人的最大來源地。改革開放后，隨著來自其他省市新移民數量的增加，廣東人在智利僑社所占的人口比例逐漸下降。然而，截至目前，廣東省“一省獨大”的局面并未完全改變。在本次問卷調查中，廣東籍新移民數量居首位，占總人數的37.8%，其中又以鶴山籍最多。需要指出的是，廣東籍新移民實際所占比例應該更大，接近總人數的一半。出現這一偏差的原因與問卷發放形式有關，廣東人在新移民群體中受教育程度相對更低，年長者人數較多，因此參與電子問卷調查意愿較低。繼廣東人后，浙江籍新移民在人數上位居第二，尤以來自青田為主。福建籍新移民數量位居第三，大多來自福清（見圖2）。

需要指出的是，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是浙江籍新移民，約占50%；其次是江蘇籍和福建籍新移民，各占20%左右。廣東籍華僑華人雖抵達智利時間更早、人數更多，但在聚居區族裔經濟中的參與度卻相對較低。廣東人大多從事中餐業，主要制作的是面向智利顧客的本土化中餐，而非面向族裔群體的正宗中餐。因此，其所經營餐館分布在圣地亞哥各個居民區，而非集中在以貿易業為主的唐人街。本研究所指貿易業主要涉及批發零售業，即專賣中國制造商品的百貨店和中國商城；同時也包括進出口業，即從華進口和對華出口的進出口公司。鑒于部分受訪者同時從事批發零售業與進出口業，且兩個行業之間存在直接關聯，故在此不做進一步區分。

二、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與發展

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中央火車站與南部汽車站僅相距1.2公里，二者共同構成了重要的全國性交通樞紐。自19世紀末以來，火車站一帶便成為智利國內移民的主要聚居點之一。與此同時，該地區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智利中小商人來此批發貨物銷往全國各地。直至20世紀60年代，火車站一帶店鋪所銷售的商品種類僅局限于家居用品、玩具、衣服及食品。80年代以后，隨著華商的到來，該區域店鋪種類開始增多，火車站一帶逐漸形成了由新移民主導的“聚居區族裔經濟”。該區域原先通常被智利華僑華人用“火車站”一詞在日常對話中指代，2024年6月“唐人街”牌坊揭牌后，智利僑界才開始稱之為“唐人街”。為行文方便，本文將這一區域的華人經濟稱為“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

（一）形成背景

由于受到“全球南方”的商機吸引和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鼓舞，自20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和商人開始將目光投向全球移民版圖中相對邊緣的南方國家。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唐人街，以向本地消費者批發或零售中國制造商品為主的“新型唐人街”正在“全球南方”悄然崛起，智利則是其中一例。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核心是面向智利本地消費者的貿易業，而非針對族裔消費市場提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商品或服務。華人貿易業的蓬勃發展既與中智經貿關系有關，也與智利本地經濟結構和消費市場有關。

首先，在政策層面，2005年智利成為第一個和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拉美國家，雙方對一系列商品的關稅進行了減免。2019年《自貿協定》升級，智利對中國取消紡織服裝、家電等產品關稅，雙方相互實施零關稅的產品達到98%，中智自貿區成為中國貨物貿易開放水平最高的自貿區。《自貿協定》簽訂后，兩國貿易量飛速上漲。據統計，2004年兩國雙邊貿易額僅為54億美元，2023年中智雙邊貿易額已達625.5億美元，19年間增長11倍多。

其次，在經濟結構層面，智利的主要產業是礦業，約占其GDP的60%，其次是農業，輕工業較不發達。而“中國制造”在價格、種類和性價比等方面擁有巨大的優勢。Q家族的案例充分說明了《自貿協定》的簽署對華人貿易業在智利發展的積極影響，也展示了產業分工差異下中國商品在智利市場的強大競爭力。

案例1：20世紀80年代，Q家族在唐人街租下一間店面，主要售賣襪子和內衣。起初，他們從智利工廠進貨來批發和零售。1987年，Q家族決定自己開工廠，一方面可以降低襪子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發展下游批發商。從1992年起，Q家族就保持著一邊自己生產，一邊從中國進口的方式來保證襪子的供應。2005年《自貿協定》簽訂后，中國襪子的進口關稅不復存在，從國內進口比在智利開工廠生產成本更低。于是，Q家族在2007年選擇關閉工廠，采用完全從中國進口的方式經營。

最后，在消費市場層面，雖然智利一度被列為高收入國家，并被視為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的“樣板”，但其社會內部貧富差較大。據智利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智利人的月中位數收入約為588美元。因此，在智利廣大中低消費水平群體中，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深受喜愛。X先生在智利的創業經歷便是例證。

案例2：X先生于2005年從塞內加爾來到智利。經初步市場調研后，他發現智利鞋價極高，這與智利人工成本較高有關。因此，他認為制造成本較低的中國鞋在智利會有較強市場競爭力。于是，X先生在唐人街租下一間店面，開始售賣從義烏進口的各類鞋子，進貨成本一般控制在20至50元人民幣一雙。經濟實惠的中國鞋深受智利消費者喜愛，極高的利潤率也使X先生迅速積累起財富。目前，X先生在圣地亞哥共有6家鞋店，日均客流量較大，顧客主要是智利人。他說，2014年以前他的生意最為紅火，因為彼時中國鞋店較少，市場競爭極小。

（二）發展路徑

前文提及，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開端源自大批旅歐華商的到來，他們原先在歐洲大多從事以華人商城為代表的貿易行業。歐洲的華人商城中通常聚集了數百乃至上千華人商家，具有以“中國制造”為主要貨源，以大型批發為主要經濟模式，以中國新移民為主要經營者等特點。既有經濟資本又有從業經驗的旅歐華商抵達智利后，很快將目光鎖定在人流量極大且已有一些華商店鋪的唐人街，他們租下店面開始經營專賣中國制造商品的百貨店，這類百貨店的投資成本為200萬~300萬元人民幣不等。首批來到智利的旅歐華商在貿易業取得的成功迅速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越來越多的華商來到唐人街就業創業，希望能夠復制前人成功案例。在此，可將后來者大致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初到智利，但具有較強經濟資本的再移民群體。智利華僑華人中的再移民群體主要有在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從事過貿易業的浙江人以及江蘇人、在委內瑞拉經營過餐館或超市的恩平人，以及在阿根廷經營過超市的福清人。他們來到智利后，往往不愿意同“老僑”一樣，從事需要高強度體力勞動的中餐業，而是選擇加入投資成本更高、風險更大，但利潤也更為可觀的貿易業，采取直接在唐人街開百貨店的方式開啟在智利的發展之路。

第二類，憑借移民網絡，從國內來到智利謀求更高收入的工薪階層。這類新移民主要來自浙江，少數來自江蘇。他們由于經濟資本較少、剛到智利不久、對在智利投資信心不足等原因，通常會選擇先做流動小販，或是在同鄉親友店內打工，以積攢資金和經驗，為后續開店做準備。通過鏈式創業的擴張模式，新移民實現了唐人街族裔社區的社會資本再生產。

據調查，浙商小販的日程可以概括為：傍晚去唐人街同鄉店中賒貨，次日清晨前往露天集市販賣，下午集市結束后歸還未賣出貨物，并利用上午所得收入來支付賣出貨物貨款。一般來說，流動小販的月收入在30萬~40萬元人民幣不等。基于族裔網絡的支持，浙商小販可以在無創業啟動資金、無店鋪租金壓力、無貨物囤積壓力的情況下，迅速積累財富，很快完成從小販到老板的轉變，最終到唐人街開店。

在唐人街從打工到創業的發展路徑在江蘇籍新移民中較為普遍。目前，這一群體人口規模不大，且大多與較早抵達智利經商的南通籍僑商Y先生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案例3：1995年，Y先生開始在羅馬尼亞售賣家鄉制造的家紡產品，察覺到當地家紡市場趨于飽和后，于2000年決定前往智利發展。隨著在智利生意越做越大，Y先生先后從家鄉帶出50余人到智利發展。這些人起初是Y先生公司的員工，公司內部實行目標激勵機制：各網點負責人被分配不同的銷售目標，實際銷售額超過目標金額后，超出部分歸負責人分配。負責人通常會拿出其中一部分作為獎金，獎勵給下屬員工。通過這種方式，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得以調動，也逐漸熟悉智利市場。一旦員工認為自己已具備“單飛”能力，便可以嘗試獨立開店。如若資金不足，Y先生會提供資金參股，共同創業。通過這種方式，Y先生帶到智利的50多名同鄉大多名下已有房車資產，不少人還有公司股份。

第三類，生活在智利，且具有較多文化資本的“老僑”后代和中資企業員工。隨著唐人街批發零售業的日益繁榮，一些在智利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僑”后代也開始來到唐人街就業。對“老僑”后代而言，上大學通常意味著不回到中餐館繼承家業，而是從事醫生、律師、白領等社會地位較高的工作。然而，族裔信息網絡使他們了解到，在唐人街的就業薪資、創業前景等都要遠強于主流就業市場。于是，他們選擇先到唐人街工作，積攢資金與經驗為后期創業做準備。不少中資企業的外派員工也出于同種原因，選擇放棄高薪穩定的白領工作，到唐人街“闖一闖”。作為熟練勞動力，這類新移民可以勝任翻譯、財務等知識密集型工作。因此，他們是唐人街就業市場最受歡迎的群體。

案例4：K先生于2016年被國內一家飾品公司外派到智利開拓市場，后來也曾在其他各類中資企業工作過，有銷售、財務等各類崗位的工作經驗。在智利工作生活幾年后，K先生逐漸了解到，唐人街百貨店的經營利潤遠高于他所工作過的幾家知名中資品牌的智利門店。于是，2021年K先生從中資企業離職，選擇到唐人街發展。目前，他在一家百貨店做財務工作。K先生坦言，在百貨店工作只是為了學習了解其經營模式，未來打算和朋友一起在唐人街開一家母嬰用品店，目前已聯系好國內品牌廠家。

隨著2005年《自貿協定》的簽署，中智經貿關系進入飛速發展階段，加之兩國產業分工的差異，以及智利中低消費水平群體居多的現實，中國商品在智利迎來了極大的市場機遇。在此基礎上，中國新移民在智利發展出了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一方面，唐人街所在區域本就具有商業街區屬性，且因靠近交通樞紐擁有極大人流，眾多華商在此聚集可形成突出的廣告效應。另一方面，唐人街作為一個族裔聚居區，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信息平臺，為新移民在智利的發展提供了各種便利。周敏認為，聚居區族裔經濟成員間存在著一種“受限于族裔性的凝聚力”和“被族裔性所強化的信任”。在這種社區文化氛圍下，聚居區族裔經濟既為族裔成員提供了就業和創業的機會，也使其受到了族裔社會網絡的制約。具體而言，在親戚、同鄉、同胞等多重身份認同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先創業移民自然而然地為后創業移民提供了參考模版，為后來者降低了試錯成本。移民創業者即便初始資源有限，仍能通過族裔網絡獲取關鍵支持，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如物質資源方面的非正式融資、非物質資源方面的商業信息共享。然而，族裔成員一旦違背了社區共同體的行為規范和價值標準，則將會面臨來自共同體的制裁，甚至被踢出其中。故此，在族裔網絡的支持與制衡下，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得以不斷發展。

三、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規模與特征

自20世紀80年代新移民開始在唐人街開設店鋪以來，四十多年的時間里，唐人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華商數量不斷增加，商業類型走向多元，社區結構逐漸完善。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已無法被移居國社會忽視，其影響力也逐漸超出唐人街這一族裔聚居區本身。

（一）經濟規模

華商原先只集中在唐人街的兩條街道，其經營店鋪總商業面積約5萬平方米。據統計，2008年智利全國僅有500家華人商貿公司。然而，近十幾年來，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迅速發展、生機勃勃。目前，唐人街所指范圍已包含5條街道，商業面積達到40萬平方米，在這里聚集著1000多家商貿公司，其中800多家由華商經營。在這800多家華人商貿公司中，又有400余家為浙江青田籍新移民經營。

起初，新移民華商只是在唐人街沿街店鋪或是商場內租店面經營。后來，隨著唐人街內華商數量的增加，部分實力雄厚又具有投資眼光的華商開始嘗試承租或購買唐人街內的整棟建筑，打造專賣中國制造小商品的百貨商場。由于銷售商品無一例外都是“中國制造”，智利人將這類百貨商場稱為“Mall Chino”，意為“中國商城”。“中國商城”這一專有名詞的誕生，意味著中國商品開始走進廣大智利消費者的日常生活。需要說明的是，唐人街內中國商城的開發商并非全是中國移民，但由于其租戶大多為中國移民，售賣商品均為中國制造，故被統稱為中國商城。現將唐人街內中國商城有關情況統計如下。

在唐人街內，只有小部分生意規模大至擁有進出口公司的華商會從中國直接整柜進貨，然后批發給下游其他華商及智利本土商戶。這類華商大多來自浙江青田，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青田城。據青田城開發商L先生介紹，青田城是智利第二家由中國人開發的中國商城，也是第一家以批發為主的中國商城，租戶均來自浙江，主要來自青田，全都直接從中國工廠進貨。大部分唐人街華商通常從浙商經營的進出口公司進貨做二手批發或零售，或一邊做二手批發，一邊與其他商家一起拼柜從國內進貨，以降低風險成本。基于供應鏈優勢，浙商在聚居區族裔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可從其他在唐人街新移民華商的敘述中窺見一斑。

“委內瑞拉的華人基本都是恩平人，我們在委內瑞拉都是說恩平話。普通話都是來智利才學會的，因為我們開百貨店要和浙江人打交道，找他們拿貨。”

隨著唐人街內百貨店數量趨于飽和，越來越多的華商將店鋪開至唐人街外，乃至圣地亞哥大區外。據悉，如今在智利人口超過兩萬的城鎮，至少有一家華商經營的占地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百貨店，因其規模龐大，也會被智利人稱為中國商城。這些地方的中國商城大多從唐人街批發進貨，主要顧客為當地居民。截至2024年3月，智利全境共有181家中國商城，其中75家位于首都大區。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外溢程度還可以從另外一組數據得到體現。根據青田縣2022年僑情調查報告，旅智青田籍僑胞數量從2014年的183人激增至2022年的2798人，智利成為亞非拉國家中青田人數量最多、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與此同時，青田籍華商在智利注冊登記的商貿公司數量在2021年已超過1600家。

從零散沿街店鋪到大型中國商城，從唐人街到智利全境，對唐人街經濟規模變遷的調查印證了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的基本假設之一，即外來移民族群地理上的聚居并非被動隔離的結果，而是一種主動選擇的經濟策略。華商出于前文提及的商業環境因素主動選擇聚集在唐人街，從而為中國商品打造了規模效應，而認識到中國商品在智利的市場機遇后，華商選擇將百貨店開至智利各中小城市。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影響力已不局限于唐人街空間范圍，而是輻射至智利全境。

（二）經濟特征

李明歡在對歐洲華人商城的研究中，將其分為三類，即露天大市場型、街區集中經營型、近郊商貿中心型。智利唐人街的貿易業則融合了后兩種類型，即先有華人百貨店在唐人街街區集中經營，后有中國及其他外來族裔移民開發商在此打造中國商城式商貿中心，吸引更多中小華商入駐。無論是百貨店還是中國商城，都與歐洲華人商城一樣，具有小鋪位、大倉儲、大客流、高集中、高銷量、高利潤等特點。事實上，智利唐人街貿易業源于旅歐華商對歐洲華人商城經濟模式的復制與本地化，再移民智利也是歐債危機發生后旅歐華商的重要出路選擇。據受訪浙商介紹，由于智利的人均消費水平要遠低于歐洲，款式多樣、物美價廉的中國小商品在智利的受歡迎程度更高，另外，智利的華商數量遠少于歐洲國家。加之受訪人未提及的貿易壁壘因素，即智利對中國貨物的貿易開放度遠高于歐洲國家。可以說，相較于歐洲國家的華人商城，智利唐人街貿易業所擁有的消費市場更大，面臨的市場競爭更小，資本積累更快。

需要強調的是，貿易業雖是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起點與核心，但絕非全部，單一商業類型不足以構成聚居區族裔經濟。周敏對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發展的貢獻之一，便是提出了“二元性經濟結構”這一分析性概念。她指出，在聚居區族裔經濟內既有受族裔社區保護的行業，也有外向型行業，兩者各自都有內在經營規則。受保護型行業主要依賴唐人街自己的族裔資本、勞工和消費市場，受主流經濟影響較小。外向型行業則為主流經濟服務，并受制于主流經濟，對主流經濟的興衰和市場波動非常敏感。后來的研究中，也有學者提出“依存—發展”的雙重行業結構來解釋墨西哥的華人移民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結構。無一例外，這些研究都強調了面向族裔群體內部行業的重要性，這些行業為族裔群體成員提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和服務，而這些需求在族裔聚居區外的市場難以得到滿足。因此，往往是這些行業推動了族裔聚居區的誕生，先有了受族裔消費市場保護、受主流經濟影響較小的行業，確保資本在聚居區族裔經濟內穩定地循環周轉，才有了聚居區族裔經濟向外發展、參與主流經濟競爭的可能。

然而，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二元性經濟結構則是以外向型的貿易業為主導，并在面向智利消費者的主流經濟競爭中憑借種類繁多、物美價廉的絕對優勢脫穎而出，才推動了族裔聚居區的誕生。也正是隨著族裔社區的不斷擴大，新移民群體的不斷增加，使得圍繞群體生活、工作、交往等方面需求增多，才開始推動面向族裔消費市場的相關行業發展，社區結構進而不斷完善。

最初，唐人街只有中國百貨店，以及個別中餐館和中國超市。隨著貿易業的發展壯大，催生了唐人街對華人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房產中介、中文學校等提供族裔特色服務的內向型行業的需求。與貿易業對從業者的核心要求是經濟資本與經商經驗不同，上述內向型行業對從業者的文化素質要求更高。因此，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蓬勃發展對中資企業員工和“老僑”后代的吸引力不僅限于貿易業，還有面向族裔消費市場的新興行業，他們的加入使得唐人街族裔社區的文化資本得到極大提升。

案例5：J女士于2006年被一家中國公司外派到智利負責南美市場。外派期間的租房經歷使她意識到智利房地產行業良好的發展空間。起初，她嘗試購買一些房產，然后出租給同事及其他中資公司白領。在房租收入逐漸趕超工資收入后，J女士于2015年選擇從公司辭職創業，開設房產中介公司。基于先前的經驗，J女士將公司開在中資企業較為集中的圣地亞哥富人區，主要客戶是新移民中的白領、富人階層，業務類型多為公寓、別墅買賣租賃。一次偶然的機會，J女士收到了一位華人房地產商的合作邀請，幫助其銷售一棟位于唐人街的公寓樓。公寓樓一經落成，便有大量唐人街華商前來購買，很快售罄。這使J女士認識到唐人街華商巨大的購買力，遂決定將公司從富人區搬至唐人街。以往唐人街華商出租購買店鋪、住宅都需要向智利律師咨詢，然而由于語言不通、文化思維差異，結果通常很難使華商滿意。而J女士可以充分利用既懂西班牙語、了解智利法律和智利房產市場，又理解華人客戶獨特需求的優勢，在為華人客戶提供中介服務時做足被本地律師和房產中介忽視的產權調研、風險分析等各項工作。因此，J女士的公司很快在唐人街有了名氣，客源不斷。

傳統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強調內向型行業的重要性，強調族裔消費市場的保護功能，那些獨立于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的部分，使聚居區族裔經濟具備了內生增長潛力，保障了其穩定性。然而，不同于既往研究案例，從中國到智利的南南移民所打造的聚居區族裔經濟，并非以面向族裔消費市場為主，也不以內向型行業為起點，而是以外向型經濟為導向，積極參與主流經濟競爭，并取得極大成功。唐人街外向型經濟活動的成功帶來了族裔人口的擴張，進而帶動了各種各樣的族裔特色服務需求，針對社區內族裔消費市場的內向型行業方才出現。隨著社區結構的不斷完善，唐人街經濟逐漸從一般性的族裔經濟轉變為具有特殊性的聚居區族裔經濟。

上述觀察結論并非對聚居區族裔經濟保護功能的全盤否定。事實上，這種二元性經濟結構分析也印證了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的基本假設之一，即聚居區族裔經濟可以為移民族群提供各種機會、帶來社會和經濟利益。只不過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之所以能為智利中國新移民提供發展機會，不僅是因為新移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和社區資源，更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智經貿合作的加強，即中國制造商品在智利的市場機遇給予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繁榮發展的可能。傳統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傾向于在族裔聚居區內部尋找解釋因子，認為聚居區內在的組織系統、社區結構以及社會關系網絡構成了聚居區族裔經濟得以產生與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然而，本文案例解構了內向型行業催生、主導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理論預設，強調了外部結構的重要性。現在，不只是智利，隨著中國商品走向世界，中國新移民在越來越多的南方國家構建了基于中國商品的聚居區族裔經濟。在全球化浪潮下，將外部結構納入分析框架或可成為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發展的新思路。

四、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本地貢獻

自波特斯、周敏等學者提出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以來，學界最為關心的議題是其對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的影響。比如，周敏認為，紐約唐人街及其聚居區族裔經濟為華人新移民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提供了一條可行且有效的途徑。而陳肖英對于南非中國新移民的研究則顯示，聚居區族裔經濟滿足了移民在遷入國的生活、工作等基本需求，形成能夠解決各種問題的族裔網絡后，反而可能會使移民缺乏融入主流社會的動力。相較之下，聚居區族裔經濟對移居國社會的影響則較少被研究。在智利中國新移民案例中，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存在與發展對社區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影響也惠及移居國社會，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吸納邊緣勞動力

既有研究指出，外來移民進入移居國勞動力市場時，可能由于缺乏經驗和技能、教育程度較低、社會歧視等問題成為移居國社會的邊緣勞動力，他們的聚居區族裔經濟則提供了主流經濟之外的就業機會。與之不同的是，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不僅能吸收本族裔勞動力，由于受外向型貿易業主導，它與主流經濟密切相連，因此還具備吸納移居國社會其他邊緣勞動力的功能。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智利逐漸從移民輸出國轉變為移民輸入國。2010—2015年，智利是外來移民增長最快的拉美國家，年增長率為4.9%。智利的外來移民主要來自周邊拉美國家，唐人街的勞動力市場則因為以下兩方面原因，為這些拉美移民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當地政府的移民治理壓力。

一方面，中國新移民加入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方式可大致分為兩種：一是直接投資創業，二是先打工或做小販后創業。無論哪種類型，其終極目標是創業做老板。唐人街內部的族裔資源使得這一資本與經驗的積累過程相對較短，目標完成度較高。因此，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并非完全依賴于同族雇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界。

另一方面，除較晚加入的中資企業員工和“老僑”后代外，在唐人街就業創業的新移民大多文化資本有限，不懂西班牙語。為方便與本地顧客溝通，百貨店店主會根據自身規模和經營情況雇傭1～5名母語為西語的員工，負責接待顧客、搬運貨物等工作。這些西語勞工大多來自秘魯、委內瑞拉等其他拉美國家，而非智利本國居民。這是因為智利在拉美國家中就業率與薪資水平相對較高，比起其他拉美國家移民，智利人到唐人街就業的意愿相對較低。而對唐人街店主而言，比起智利本國居民，在主流就業市場機會更少的拉美外來移民對薪資要求較低，且往往更吃苦耐勞。

（二）改善社區治安

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繁榮發展為社區公共產品的投入提供了資金來源。對智利唐人街而言，最重要的公共產品當屬“唐人街安保隊”。不同于一般族裔社區公共產品，“唐人街安保隊”的受益者不局限于本族裔成員，還惠及移居國社會各方。

長期以來，唐人街所在的圣地亞哥火車站一帶治安情況較為糟糕，這也是新移民在唐人街經商的最大風險所在，被偷竊搶劫的情況時有發生。近年來，隨著智利總體治安情況的下滑，經濟條件較為富裕、店內現金普遍較多的華商更是成為不法分子的針對目標。2019年，“唐人街”項目組與圣地亞哥市政府發展委員會簽署了關于唐人街中國僑民安全自主管理授權與合作協議，“唐人街安保隊”由此成立。唐人街社區的僑胞安保，完全可以根據治安實況，由“唐人街”項目組合法地自配安保人員，自籌費用，自主管理。需要強調的是，“唐人街安保隊”的管理經費雖全部來自華僑華人捐款，但其服務對象并不局限于華商店鋪，其巡邏范圍覆蓋了整個唐人街社區，為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商戶和消費者都提供了安全保障。

（三）重建社區結構

唐人街社區在華商大規模入駐以前，只是一個純粹的商區，居民極少、治安極差，是一個傍晚店鋪打烊后鮮少有人踏足的街區。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移民華商到來，商區逐漸轉變為社區，生活配套設施逐漸完善，公寓住宅高樓林立、華人超市數量激增、中文學校開始出現。2015年，智利僑團開始策劃“唐人街”項目。該項目與圣地亞哥市政府合作，主要內容有：在唐人街社區安裝中西雙語路牌、加寬街道兩旁人行道、更換照明設施、建造唐人街牌坊。總投資約950萬元人民幣，主要由唐人街華商出資。

目前，唐人街項目雖未竣工，但整個社區的經商環境相較華商大規模到來之前得到了明顯提升。唐人街內的荒地、廢棄倉庫逐漸轉變為具有較高價值的商業用地，社區面貌也得到了明顯改善。據估算，唐人街年客流量可達1900萬人次，圣誕節期間日均客流量可達15萬人次，唐人街現已成為智利最大的商業中心。可以說，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繁榮進一步優化了社區資源，也促進了族裔資本的再生產。

作為中國與智利之間特殊的民間紐帶，新移民不僅將越來越越多的中國商品經由唐人街帶給智利消費者，也在通過唐人街向更廣大的智利民眾展示著中國形象與中國文化。智利唐人街族裔經濟聚居區的特殊之處在于，其繁榮發展不僅為本族裔成員帶來了經濟利益，還為移居國社會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改善了社區治安，重建了社區結構。與此同時，對于族裔社區的治理，唐人街不僅得到了本族裔成員的經濟支持，還得到了本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唐人街”牌坊揭幕式上，圣地亞哥時任市長哈斯勒等智方代表高度評價旅智華僑華人的貢獻，表示唐人街將使所在社區各族裔群體共同獲益，希望同僑界加強合作，做好唐人街及周邊區域規劃建設。可以說，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提供了一個外來移民與本地政府合作開展移民社區治理的成功典范。

五、結語

傳統聚居區族裔經濟模式表現為族裔社區同族企業的高度集中，這些企業通過自給自足的社會網絡結構實現內生性發展，但全球化浪潮的到來與勞動力市場分層的加劇正在重構這一范式。不同于以往聚焦于發達國家的實證案例，智利中國新移民所創建的聚居區族裔經濟是一種非傳統聚居區族裔經濟，不以服務本族裔群體為主要功能，也不以扎根當地社會為終極目的。智利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是在“中國制造”走向全球、中智經貿關系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以外向型貿易業為主導的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是促進中智民間貿易的重要力量，也是中智貿易的集散中心，還是中國商品在拉美地區營銷的重要節點。在唐人街巨大的人流量與廣告效應下，一些“制造型”和“出口型”的中國企業開始在唐人街設置辦事處或展廳。可以預見，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有將更多“中國制造”帶入智利市場的潛力。與此同時，那些原本旨在面向族裔消費市場的內向型行業也逐漸受到外界關注，未進行本地化的正宗中餐館、中國超市、中國果蔬店都迎來了越多越多的智利消費者。在“唐人街”項目的推動下，唐人街已不再是單純的新移民華商就業創業平臺，或智利消費者購買中國小商品的商業中心，它已成為華商與各族裔商人共同發展的機會之地，也成為智利民眾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

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主導者新移民華商是典型的機會驅動型移民，且“流動性”特征明顯。智利中國新移民的跨國資源調度能力遠超老移民，他們手握全球商業離散網絡資源，智利未必是他們移民之旅的第一站，也未必是最后一站。他們中不少人因受歐債危機、委內瑞拉經濟危機、阿根廷經濟衰退等經濟因素影響，從其他國家輾轉來到智利。近年來，中拉經貿關系穩步推進，中國穩居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國。除智利外，中國也是巴西、秘魯等拉美重要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商品在其他拉美國家同樣迎來機遇。據了解，智利批發零售業華商店鋪數量現已趨于飽和，自2022年起部分華商已開始將生意重心轉向秘魯、墨西哥等國，試圖在這些人口更多、消費市場更大的拉美國家復制其在智利唐人街的成功經驗。

在全球南方國家之間亦存在全球化發展程度不同、產業分工存在差異的背景下，智利唐人街的案例顯示，中國新移民有潛力發展出不同于發達國家的新形態聚居區族裔經濟，這為傳統的聚居區族裔經濟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與視角。然而，這種由外向型經濟主導、流動性明顯的特征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南方國家的中國新移民經濟之中，仍需與更多案例進行比較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摘自：鄔一帆：《南南移民聚居區族裔經濟研究——以智利唐人街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